帝国旧事4（ai改）

入冬以后，饭堂里的灯就再没灭过。天没亮就开，等我们睡下才关。修女说这样省火。其实更冷了。人从被子里出来，踩在地上，像踩在自己的影子上。那影子也是冰的，一直连到门外去。

我的鞋又坏了。这次不是底裂，是右脚的鞋帮和鞋底分家了，走路时张着嘴，往里头吃风。我没有找郑乐生。她能弄到一双鞋，那是她的本事。我不能觉得天经地义，不能把这当成一个洞口，缺了就往她那头钻。

那是入冬之前的事。她看见鞋在窗台下面，没有问。过了几天，鞋不见了。我猜是她收走的。她不问，我也不提。我们之间有不少话说，也有不少事不能问。不能问的多半才是真事。

冬天最明显的是水房。那个坏的水龙头，入冬前一晚就冻住了。麻绳上结了一层白毛，水滴不再往下掉，全都冻在管口，像根被人掐断的小指头。好水龙头也懒了，天没亮时，要拧老半天才哼出一股水，细得厉害，有时还带铁腥味。洗脸要排队，一人一捧。有鼻涕流进嘴里，也没人嫌了。能洗上就不错。

郑乐生比我们起得早。她不是排队的人。她把两个修女要用的牙刷好、水打好，再把那坏水龙头用湿布捂着，让它化。她做这些时，天还黑着。我只在去解手时撞见过一两回。她听见脚步，不回头，只往旁边让一步。她走路声很轻，但让位置的声音更轻，比风从墙洞漏过来还细。我那时已经学会了不跟人道谢。和她，更不必。

正字还是每天刻。第二个月时，墙上已经爬了七八个。我的指甲劈了几回，改用了石头。就是她说的那种尖石头。木柴堆边上就有。灰色，带点红，在泥里埋半截。我把它磨得更尖一点，当笔用。墙是老墙，粉皮发软，好刻。但我怕以后会有人问这是谁刻的。所以我刻一段，就用被子压一压。时间一长，我自己也认不出是字。正字不像正字了，像墙自己长出的疤。这我倒不烦。

雪是在小年前落下来的。那天早上，饭堂的窗子上全是白的。不是外头白，是屋里人气重，呵上窗就结了花。我们挤在桌边喝粥。有人把手贴在窗上，说外面下雪了。那孩子叫小满。是西屋新来的，比我们都小，来时还尿床，两个晚上就没人跟他睡了。他一个人睡在靠门的地方。风从门缝钻进来，他整夜把被子蒙过头，像只缩在壳里的虫。

他爱说话。后来就没人听了。

我不讨厌他。也说不上喜欢。他太吵。人一吵，就会想起自己不能出声。可他也有一样好，摔了跤，自己起来，不等人哄。这在孤儿院里是活下去的底子。他能哭，但哭完又笑，脸上几道干印子，像猫舔过。有一天郑乐生把半块馒头塞进他手里，他先闻了闻，才往嘴里放。郑乐生看着，没笑。她那天的脸色很淡，淡得叫人说不出话。

“他这样，倒也不坏。”我说。那是我主动跟她说的。她隔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会变。”

过了半天，我以为她没下文了。她又说：“这地方要把人变成两个。一个会说话的，一个不会说话的。他两个都不是。他还没选。”

我不敢说自己听懂了,或者怀疑她回忆起什么，想起什么。可又觉得冷，冷得比外头下着的雪更实。她说话有时候像撒一把碎石子。

小年那天，修女给每人加了一颗糖。灰色的糖块，甜里带煤油味。阿福不吃。他把糖往桌上一拍，说：“谁替我洗一双袜子，这糖给谁。”没人应。他的两个跟班互相看看。小满蹲在门边，用指甲抠地。

阿福就把糖扔过去。糖滚到小满脚边，沾了泥。小满捡起来，糖上全是泥。他抬头看阿福，又看看旁边的人。阿福说：“吃啊。专门给你的。”小满的嘴先咧了一下，像笑，又不像。然后他把糖塞进嘴里。泥在牙缝里“咯吱”一声。谁也没有说话。

我一直在看。看到最后一颗糖全化在他嘴里，才低头吃自己那一碗。粥里什么都加，就是没甜味。

这天晚上，小满发起烧。也许是白天那糖，也许是夜里在门边睡久了，也许都不是。烧得厉害，说胡话。我去水房端水，见郑乐生已经在。她蹲在灶边，用一块湿布敷着小满的额头。小满的手抓住她的袖口，不肯松，嘴里叫娘。叫得轻，像怕真把人喊来。修女来看了，说：“算了，明日要是还不退，送到后头去。”后头是隔出来的杂屋，专给生病的孩子躺。进去过的人少，回来的人更少。

小满是后半夜退的烧。天快亮时，他缩成一团，睡着了。郑乐生在他床边坐了一夜。天亮了，她站起来，膝盖像不会打弯，走路往左边斜。她没去饭堂。上午她洗了三条被单。那天的风很大，被单晾上绳，鼓起来，像有人躲在里面。

我站在树下看她。她知道我在看，没回头。等把最后一块布夹好，她才说：“冬天还长呢。”

“还能长到哪去。”

“长到把人熬没。”她说话总这样。不伤心，也不指望你回答。她不是在同我商量，她是在同这个院子商量。

我们谁也没再提小满的事。过了几天，他好了。又到处跑。阿福也再没给过他糖。他仍跟在阿福后头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事比什么都让我觉得冷。人不能太容易好了。好了，就全忘了。可不忘，又能怎样。这院子那么大，没有地方给你记仇。

我不一样。我把阿福的糖记到了墙边。那个正字，边上多了一撇，又划掉了。不好看，可我认得。夜里睡不着，我伸手摸那一道，像摸一条很细的刀疤。不疼，但知道在。

进了腊月，修女说孤儿院要清点人数。男孩子们怕得很。清点人数，谁知道是点去干什么。有人说是学校来挑人，有人说是哪家工厂。可这年月，哪个都不像好事。我不怕。不是有胆，是早就知道，怕没用。要挑就挑吧。我这样的人，挑去了也成不了什么，省下一套被褥给别人。

郑乐生却不这么想。她找我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。我坐在铺边擦脚。她站在门外，声音从门帘缝里挤进来：“你明天把头发弄齐点。你那头发，像被狗啃过。”

我不吭声。她也不进来。过了片刻，门帘动了一下，一只手伸进来，一个纸包。我接住，油纸里是半块硬糖，那种灰色的。我捏着，没吃。

“哪来的。”我问。

“留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。”

“这个你别管。”

我把糖隔着门帘递回去。她没接。

“明天会有人来照相。”她说，“照相的人会看脸。你越精神，越可能被先挑走。别耷拉着眼。你又不欠谁。”

我听见她走了。脚步很轻，外头有雪。雪声很怪，听起来是从地上往上落的，一脚踩过去，声音往四面八方散。

我到底没吃那块糖。

第二天确实来了人。一个穿黑衣服的，不笑，手里拿着本子，身后跟着两个。他们先看大的，后看小的。到我的时候，那黑衣服抬起我的下巴。他的手指凉，甲缝里黑。他看我的牙，又看我的手，最后看我的眼睛。看了好一会儿。他手放下来，对后头的人说：“这个能站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他问。我不说话。修女拿着名册过来说：“快九岁。”她压根不看我。黑衣服“嗯”了一声，写了什么。我忽然觉得，院里所有说我是“郑乐生”的人，都跟他一样，只把名字当个出气的地方。真到紧要关头，谁也记不住。

他们待到下午，带走了七个大孩子。院子里一下空了不少。饭堂打饭，不再那么挤了。可谁也没高兴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那七个人里，没有阿福。阿福没被挑走，因为他偷了伙房的油。那几天，他总躲着人。再后来，他蹲在洗衣台下面哭过一次。我只看见他后脑勺一耸一耸的，没有声音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阿福也没那么大了。他就是长得高，骨头先窜出来。人还没跟上。

郑乐生说：“你躲过去一回。”她是在水房说这个话的。那水龙头还没完全好，她一边用布捂着，一边说话，嘴里有白气。我想说不是躲，是还没够格。可话到喉口又咽了。

我成了这院里待得最久的一批。冬天把人熬得差不多了，开春又闹了场咳疾。我咳了十来天，不重。郑乐生给我弄来一碗姜水，辣得很。我一口喝下去，汗从后脊梁冒上来，像有人拿热毛巾擤了我一遍。我病好了，她倒瘦下来。下巴尖了，眼睛陷进去，显得更大。就那么大的眼睛，还每天早起，还去打水，还把我头上一根白线摘掉。我都不知那白线什么时候沾上的。她眼睛太尖了。

夏天来得很快。天热起来，饭堂里的灯就不常开了，人也不再那么挤。夜里我到院子里走，看见她在帮修女收衣。满绳子的衣服，把她的脸挡住，只看见两条腿在灰布片下面移。我站那儿看，忽然觉出她走路和别的人不一样。她走路总往暗处落，脚底像长着眼睛，知道哪块地滑，哪块地松。

“你看什么。”她隔着衣裳问。

“看你还能看什么。”我说。说出口才发觉又沉默了。

她从那排衣服后绕出来，手上还搭着条被单。头发被风吹得乱了一点，她没管。

“你现在会顶嘴了。”她说。嘴角有个很快的动作。不是笑。可也不是恼。

“你教的。”我说。

她没接话，把被单“啪”一抖，风把它鼓起来，扑到我脸上，有股水味。倒不难闻。我伸手挡了一下，她就笑了。是那种笑，光在眼睛边上停一停，落不到嘴。

“别没大没小。”她说。

她不过大我两岁。

我没回嘴，退到树底下。月亮升起来，我们中间隔着一根晾衣绳。绳上没了衣服，空荡荡地横着，像把这院子从中间划了一下。

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。梦里有条沟，母亲在上头，雨在下。她没说话，只把衣服一层层脱下来，盖在沟口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喊她。可是梦里没有声音。人一急，就醒了。醒来时，天还没亮，屋顶上有鸟在叫，叫了两下，又停了。

我盯着那块水渍看了很久。到第五年，它还在。

这院子，想不起哪天来的，却记得哪天都差不多。一天又一天，天亮又天黑。我像树下的那块石头，人踩过去，或者踩不过去，我都停在那。我原以为自己会长成别的。可这地方不让你长成别的。它让你活得很慢，慢到能把一件事想上几百遍，把一个人记得死死的。

到第五年，我已经不数正字了。

郑乐生说，别数了。数到一百个又怎么样。没死就是活着。她的话越来越短。人也越来越静。她在西边小屋住得更深了，有时一整天也见不着。我见她时，多半是在水房。她在那儿洗的大多是别人的衣裳。那些衣裳在水里漂着，一件件像从人身上褪下来的旧皮。她搓得不多，只泡。泡久了，自己手也白得像泡过的。

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一起长大。可整个孤儿院，除了她，再没有人叫过我“乐生”。她叫得很好，不轻，不重，像真在叫一个活着的人。我应得慢。不是不想应，是每次被这么一叫，都像有人从后头拍了我一下。我回头，没人。别人应了。

那个别人，就是我。我应得越慢，越像真的。

这些年里，我替她打过三次。第一次是跟阿福。第二次是跟外头巷子里的野孩子。第三次，是跟一个说她是妓女养的半大男孩。第三次我打输了，嘴缝了四针。后来她给我上药，我嘴肿着，还想说话。她说：“别说话。你一张嘴，就像在笑。”

我没笑。

我疼得连哭都忘了。

可我心里明白，有些话，总得有人说。

她替我做过的那些事，我到现在也没法一件件数。不是不记，是太多。她把半块饼推过来的时候，那年冬天，她已经两天只喝水。我是后来才知的。知道后，我去厨房偷了两颗土豆。生的，一个给她，一个留着。她没要。她说：“别干这个。你被抓，我就没饼可给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会被抓。”

她说：“是个人就会。”

我们站在水房后头，那两粒土豆就搁在窗台上，谁也没再拿。后来不知被哪个孩子拿走了。每回想到土豆，想到她那时饿得发白的脸，我就觉得这个帝国真没意思。天大地大，养不活一个肯把饼让别人的人。

被挑走那天，来的是个不穿黑衣的人。灰的，个子矮，走路没声。他只在院子里站了站，点了我和郑乐生，还有那个瘦高个。另外又点了一个总不说话、吃饭极快的孩子。四个人站在太阳底下，其余的都被赶回屋里。院门从外头打开，一辆带篷的卡车停在那里，车斗上盖着帆布。

郑乐生站在我右手边，隔了半个人的空。她没看我。她的眼睛朝着卡车，脸上什么也没有。不是怕，也不是盼，是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她站在那里，像一直在等这扇门开。我忽然觉得，从进孤儿院第一天起，她做的每一件事，多起的一次早，多洗的一件衣，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。她不慌张，是因为她把慌张用完了。天亮前，没人看见的时候，用完了。

我们上了车。车斗里很黑，帆布压下来，只留一道缝。我坐在最里头。她也坐最里头，在另一边。车开了，外头的天在缝里一明一暗。大京从我们后头一点点矮下去。我贴着脸看那道光，看它在地上拖，像要把我们从这地方连根拔出去。

“郑乐生。”我喊了一声。车里颠得厉害，声音抖。

“在。”她应。很轻。轻得正好能听见。

我停了一下，说：“到了新地方，别给我留饼。你自己吃。”

帆布外头，风把车皮抽得响。过了很久，她“嗯”了一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