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《赵氏孤儿》看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向世界

我今日在读老舍的文章时候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，“没有民族风格的作品是没有根的花草，它不但在本乡本土活不下去，而且无论在哪里也活不下去。”我不禁想到了一个问题：如何让我们的故事，既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，又能活在世界的目光中？

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，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价值观鸿沟，《赵氏孤儿》是审视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样本。

作为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戏剧，《赵氏孤儿》曾让伏尔泰爱不释手。然而，即便是这位启蒙运动的泰斗，也始终未能真正读懂这个中国故事的核心——他无法理解程婴为何能为了赵家，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于是，在伏尔泰改编的《中国孤儿》中，屠岸贾变成了成吉思汗，赵氏遗孤变成了宋皇室的血脉，程婴变成了为了保全国家大义而献子的官员。

这种改编看似巧妙，实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误读。伏尔泰用西方人能理解的“爱国主义”和“文明对抗野蛮”，置换了中国文化中程婴所追寻的“义”。

赵氏孤儿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故事，为了救主公的遗孤，家臣程婴献出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生命。这种“为了承诺而献祭血亲”的逻辑，在西方的视角下，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认知高墙。

伏尔泰选择绕过这堵高墙，试图让故事变得“合理”。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，为了迎合他者的价值观而磨平自己的棱角，最终只会让作品沦为无根的浮萍。

那么，如果不进行伏尔泰式的“净化”和“合理化”，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国内核，《赵氏孤儿》乃至中国文学，还能走向世界吗？

答案是肯定的，但我们需要换一种讲故事的方式：不要寻求理解，而是带来震撼。心灵的震撼可以超越逻辑的认同。

雨果曾说：“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有苦难，《悲惨世界》以及类似的作品就有意义。”西方读者或许永远无法理解程婴对赵氏的忠义，但他们一定能理解苦难。正如我们无法理解亚伯拉罕为何要献祭以撒，但我们仍会感受到震撼。

东西方文化虽有隔阂，但人类对于痛苦、勇气、牺牲、爱的感知是相通的。

伟大的作品往往是特异性的，正如程婴的选择是那么的“不可理喻”，它才具备了震撼世界的特质。如果是为了迎合西方逻辑，把程婴改成一个符合现代人权的“理性人”，那这个故事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——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好莱坞式的英雄。正是因为程婴的行为违背了父亲的生物本能和现代人权，这种巨大的反差才构成了悲剧的崇高感。悲剧的魅力，往往就诞生在两种价值观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刻。

文学的真谛不在于说教，在于呈现，把程婴从历史的符号还原成有血有肉、会哭会痛的人时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中国价值观，会随着感人的故事进入读者的心灵。

没有根的花草活不下去，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，不能去变成别人，而是要更极致地成为自己。不需要让世界理解程婴、同意程婴，只需要让世界看到：在东方的土地上，有这样一种人，为了一个承诺，可以超越生死，超越本能。当读者为程婴的行为感到战栗的时候，中国的文学就已经跨过了山海，活在了世界的目光中。

匍匐的小熊猫 2025年12月25日